在1930年前后，福建龙岩的动荡背景下，贺子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毛金花，艰难地走向一个普通家庭。此时，战争环境迫使她和毛泽东做出了一个不得不的决定。关于毛金花的出生年份，虽然资料存在差异，但普遍认为是1930年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她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长女，她出生时正值革命队伍频繁转移和战争紧张的时期。由于孩子年龄尚小，长途旅行极其危险，因此将她寄养在当地成了当下相对安全的选择。

毛泽东夫妇曾请邓子恢帮助寻找一个可靠的家庭，经过多方打听，最终找到了补鞋匠翁清河。虽然翁家条件艰苦，却与地方农民运动有些联系，彼此之间有一些信任基础。贺子珍在将女儿送到翁家时，还留下了衣物、银饰和一笔钱，并叮嘱：“孩子先交给你们，日后一定回来接。”这句承诺，后来成为人们探讨这段往事时最为惋惜的细节。

贺子珍曾经探望过女儿，但离别时她可能并不知道，这次分别将持续数十年。随着队伍迅速离开龙岩，战事和通信条件的局限，让这一家人失去了联系。更复杂的是，毛金花未能一直留在翁家。根据当地的一些回忆，起初翁清河还照料这个孩子，但没多久就开始担心抚养红军子女可能惹来麻烦。几个月后，毛金花被遗弃在龙岩一处店铺旁，随即又被转送他人，她的生活开始频繁变动，生活条件并不稳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每次被送走背后都有现实的压力：有人经济拮据，有人害怕麻烦，也有人把寄养看作是出于人情的迫不得已。后来，毛金花被一个靠小生意谋生的张姓家庭收留。张家的女主人去世后，照顾孩子的负担更重。大约在五岁时，她又被送到了邱家。在邱家，她被改名为邱月花，后又改为杨月花，这个名字伴随了她大部分人生。她在邱家上过几年的学，但因家庭贫困，她早早辍学，开始帮助做家务。年幼的她从一个争吵中的方言中得知自己并非养父母的亲生女儿，那一刻她只知道自己是“抱来的”，只是对于身世的渊源全然无知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寻找毛金花的工作也曾展开。毛泽东托其弟毛泽民查找女儿的下落。有人找到翁清河询问情况，但出于恐惧，翁清河谎称孩子已病亡。这个说法后来被发现与其他线索不符，导致调查停滞不前。1963年，已过三十岁的杨月花从养母的亲属处了解到，自己或许是“老红军的孩子”。于是，她向相关组织写信，希望找出自己的身世。有关部门曾召集当事人调查，翁清河曾一度承认孩子被转送，但随后又改口称毛金花早已夭折。根据其家属回忆，翁清河曾向杨月花索要钱财，未果后改变了说法，这种反复让调查人员很难仅凭口述做出结论，杨月花的第一次寻亲未能成功。

八年后，情况发生了转机。1971年，福建的干部罗万昌得知了这一往事，并把消息传递给贺敏学，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，当时在福建任职。他委托他人重新调查，经过两个月的走访，逐渐将线索聚焦在杨月花身上。为了核实身份，调查人员还询问贺子珍女儿幼年时的身体特征，她提到孩子右膝附近有两颗痣。经过核查，杨月花身上的特征与此相符，贺敏学与她的见面也确认了关系。

贺敏学在见面时十分激动，告诉杨月花：“找你很辛苦，总算有了消息。”他承诺会安排母女见面，只待贺子珍身体状况允许。然而，这个希望最终未能实现。1973年，杨月花曾试图前往上海寻找母亲，但贺子珍因病未能见面。后来贺子珍得知女儿已找到了，虽有意前往福州，却因身体状况和治疗安排未能成行。1984年，贺子珍去世，母女两人却始终未能见上一面。杨月花多次表示，她寻找亲生父母并不是为了财物，而只是想知道自己的根源。

根据现有资料，贺敏学认下杨月花，是这段寻亲历史中的重要环节。身体特征、地方证言及家庭回忆，交织成了相互印证的线索。然而，由于缺乏完全确认身份的原始档案，毛金花与杨月花是否为同一人始终未有确凿的证据链。随着相关人士的相继离世，这一问题注定只能留存在历史争议之中。